2015年国庆节假期7天，同济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吴迪一天都没有休息。
这几天，在她和团队人员马不停蹄的奔波下，五个逝者的家属在同济医院大义捐献出了死者珍贵的器官。
一边是家属在告别亲人时的痛苦和不舍，一边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时，脸上重泛明亮的光泽，心中燃起希望。正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连接起了生命的两端。
自2010年3月中国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份新职业就诞生了。联系“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宣讲有关政策法规，并完成捐献法律手续，协助医院完成器官捐献全过程，是协调员的职责。
今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器官捐献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标志着，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了更文明的新阶段。在以百万计的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面前，协调员的工作意义更为深远。
只是，当楚天金报记者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时，才发现这其中的艰辛和曲折。
最艰难
“麻烦你报警好吗？”
协调员遭围堵 请家属报警才获得信任
正在家属痛哭流涕时，器官捐献协调员要告诉他们——亲人生命已经远去，但还有一件有意义的事可以做，那就是捐献器官，而且还得争分夺秒，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横亘在“情感关”之前，首要的是“信任关”，被信任了才有机会与逝者家属对话。
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是专职协调员之一，从2010年第一例多器官捐献者开始，51岁的他已参与了上百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
一次，骆钢强和161医院的刘峰医生一起去孝感农村，准备接一名捐献者到武汉。傍晚，捐献者家属同意后，签完了协议，两人准备启程返汉。就在这时，捐献者的远房叔叔赶到逝者家中，一到就指责他们是“骗子”。两人拿出证件，却被对方一把推开：“忽悠谁呢？这种玩意10块钱一张，我也能办。”
当时天色渐暗，村里围过来五六十人。被围在中间的骆钢强明白，当天不仅很难接到人，而且不好脱身。最后，他心下一动，干脆礼貌地对远房叔叔说：“要不，麻烦你报警吧！还有，这是我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你也可以打几个电话去核实一下。”这样，围拢的人才渐渐散去。第二天，这位远房叔叔在暗中核实了他们的身份后，向骆钢强道歉。“最后，这位志愿者捐献了遗体。要化解不信任，我们只能一次次耐心解释。”骆钢强说。“做这个工作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接受，被骂被质疑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绪反应。”中南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80后小伙司晶这样告诉记者。“对方刚失去亲人，情感上还不能接受亲人去世的现实，正在最痛苦的时候，就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一次，司晶风尘仆仆地赶到武汉一家医院的ICU门口，当时，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刚因脑外伤而脑死亡。当他说明自己的来意时，伤者的哥哥忽然从沉默中爆发，揪住司晶的胳膊挥舞着拳头大吼道：“你信不信我揍你！还不滚！”这时，逝者的其他家属也一起围了上来。此时，司晶知道再说下去已无济于事，只能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过，我都理解！还请多多保重！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找我。”然后递过自己的名片，转身告别离开。“有15%-20%的捐献者，是自己主动联络红十字会捐献。其他不了解的人，需要协调员上门讲解政策。而这其中，大约80%的家属会在开始时表现出愤怒或者质疑。”司晶称。“我每一次去见逝者家属之前，已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所有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只要你真的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心里委屈。”
（责任编辑 ：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