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门大，身体壮，当兵出身的“70后”何晓波先后当过酒店保安、国企员工。不甘于平凡的他怀揣梦想，加入南下打工的大军。8年前，3根断指让他陷入绝境，后在工伤维权屡屡碰壁，他甚至想着与工厂同归于尽。逆境中，他与社会组织结缘、自学法律，从此走上为工伤外来工维权的道路，成立了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
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是佛山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专门为外来工服务的NGO。随着该组织的逐渐壮大，今年3月，佛山市民政局出资购买该组织半年服务，让社工志愿者探访受伤外来工，并帮助他们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护权利。何晓波说，政府能出资购买这种类型的服务在全国很少见。
佛山打工时断了三根指
在佛山繁华的祖庙路上，“南飞雁之家”位于一座大厦的9楼，它是南飞雁社工服务中心在禅城区的办公点。早上9时，阳光照在窗子上挂着的几十幅锦旗上，几名志愿者已在工作室里整理物品、接听咨询电话。
9时多，一位来自贵州的外来务工人员李宜海拎着一袋资料走进了工作室，志愿者一边拿出表格让他填写，一边告诉他需要哪些资料、去哪个部门办理。
每天，办公室一开门，就会有不少外来工工伤患者陆陆续续上门来寻求帮助，这时候，何晓波总是忙碌地翻查资料，如果不仔细对他瞧上几眼，或许并不能发现他的左手三根手指都只有半截。
2006年3月，32岁的何晓波在老乡的介绍下离开河南老家来佛山打工。作为一名切割技术工，工资每月有4000多元。原本打算挣两万多块钱就回家的他，5月份一天连续加班36个小时，迷糊中忽然一阵钻心疼痛，他的3根手指被冲压机冲断了。到了手术台上，何晓波才知道，原来工伤是有赔偿的。
事后，因没有工资单等证据，何晓波工伤索赔屡屡碰壁。“特别不想看到自己的手，也不敢出门见人，觉得很羞愧。”断指后，何晓波觉得天都塌了，看不到赔偿希望的他甚至想与工厂同归于尽。
帮人维权转为引导维权
绝望中，何晓波在佛山中医院碰到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义工。“打工族”是国内首家外来工NGO，他后来成为其中一名志愿者，跟随社工到医院探访受伤的工人。“当时看到很多比自己受伤更严重的工人，想要帮助他们。”何晓波说，探访过程中，自己不断学习法律知识，通过8个月的努力，最后私下协调，获得了5万元的赔偿。拿到赔偿金后，何晓波才回家，家人才知道了他受伤的事情。
“若能在医院里让更多的工伤病友知道工伤的法律法规，情况可能会更好。”何晓波决定用自身所学，为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于是，2007年6月，何晓波从老家重新回到佛山，“何晓波工作室”在禅城区厚源路一间民房内成立。
“一开始总是带着工人去维权。”何晓波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两名女工都被碎纸机绞断了腿，为了得到赔偿，他带着两名女工到工厂大门口讨说法，最后终于获得赔偿。
一年的时间里，何晓波都在亲自帮助受伤的工友解决问题，他渐渐发现这样的维权方式效率很低，并且帮助的人数特别有限。
2008年开始，何晓波改变了自己的方法，从原来的帮助工友们维权转变成为引导工人们维权，他给工友维权指导，告诉他们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必须要什么要资料，而尽量避免让工人们太依赖他。
欣慰外来工价值得认可
但这种草根NGO，一出生，就注定了磕磕绊绊的命运。“民间对我们还是不认可。特别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真有一种做不下去的感觉。”何晓波和社工们去医院探访工伤者时，常遭驱赶，保安甚至将他们的探访表撕得粉碎。
刚开始的几年，何晓波因为只有零散捐赠，一直在用自己的积蓄垫付工作室经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妻子不能理解他的工作，加上聚少离多，最终导致离婚。何晓波说，每次回家过年，老母亲还会偷偷给他塞上几百块钱。当时转行的想法也一直萦绕心头，但想到工作室还有承接的维权案例，他难以离去，“拍拍屁股走了他们怎么办？”
2012年8月，随着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降低和大环境的改变，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何晓波在市民政局注册了“佛山市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把之前工作室命名为“南飞雁之家”，“南飞雁”比喻那些前来珠三角寻找栖居落脚之地的打工者。
后来，政府也逐渐开始购买“南飞雁”的服务，除了替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工伤维权外，何晓波也把目光投到外来工的文化建设上。位于南海影剧院附近的南飞雁社工中心附近居住着近两万外来务工人员。南飞雁为打工者及其子女们提供图书阅览、电影播放、社区探访、法律讲座等综合性的社区服务。
现在南飞雁一共有7个全职社工，主要资金来源还是靠政府购买项目，何晓波坦言，这是不持续的状态，项目结束了，就必须自己重新找资金，不然机构将难以持续。
“虽然过得比较辛苦，但也很欣慰。”何晓波说，政府购买外来工的服务，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也有专门对外来工服务的项目，这说明社会越来越认可外来工的价值。
（责任编辑 ：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