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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尺璧而重寸阴 张薰华教授的百年求索

2020年09月04日 09:19   来源:解放日报   

   2012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授予张薰华教授第二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Marxian Economics Award),以奖励其为经济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

  古语云“仁者寿”,又曰“故大德……必得其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国宏特撰文,倾情讲述其百年求索之路。

  朱国宏

  生于忧患

  从革命者到经济学者

  复旦大学教授张薰华,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西九江中医世家。他幼年丧母,由执业中医的祖父抚养长大,并进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古文观止》等。

  祖父去世后,他辗转到上海投靠外祖母和姨母,就读初中。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被迫举家逃回九江,旋又携弟妹重返上海避难。1939年在上海就读苏州工业学校土木科,较早地学习了高等数学。外祖母去世后,他不得不带着弟妹再次离开上海,投靠在浙江省邮局工作的堂兄。适值复旦大学农学院新办的农艺系茶叶专业在丽水和衡阳两地招生,他去报考,顺利被录取,于是搭货车一路颠簸到已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就学。

  在那里,他完成了两个转变:一是由茶叶专业的学生转变为经济专业的学生,二是由普通学生转变为革命者。前者是从希冀“有一技傍身”到追寻“经世济民”之道的进步,而后者则是目睹国破家亡后滋生的热血追求。他上高中时就曾是上海市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一员,1944年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次年,作为毕业同学会主席,组织了挽留校长章益的运动,使得章益多次拒绝国民党教育部的迁台命令,避免了复旦迁台的命运。

  抗战胜利后,复旦迁返上海,他也毕业留校成为经济系教师。上海解放,他作为复旦代表参加上海高校接管工作的党组,参与接管复旦工作,被陈毅和粟裕委任为“校务委员并兼常务委员”。是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志让北上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委员陈望道前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任职,他作为主任秘书代行学校行政事务。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经组织同意,他逐步退出行政工作,回经济系任教。但仍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和经济系主任,直到1984年。此后,作为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教至今。

  学术轨迹

  从《统计学》教学到《资本论》研究

  张薰华的学术研究始自1945年毕业留校任教。最初教的课程是《经济数学》和《统计学》。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53年编写的《统计学原理》讲义,次年被中央高等教育部列为全国推荐教材。最早发表的论文是《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那是一篇与苏联统计学家卡拉谢夫争鸣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国家统计局的重视,转发在其机关刊物《统计工作通讯》上。

  那时期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可能还是1959年刊于《复旦学报》第9期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关系》。该文缘起于当年的“中苏论战”,发表后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他因而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

  在中央党校,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研究专家王学文教授,广泛涉猎文史哲,潜心钻研《资本论》。苦读三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训练,为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2年,他返回复旦经济系,开始系统讲授《资本论》,并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应用《资本论》结合在一起。“文革”前,他已编写出一套《〈资本论〉讲义》,力图顺乎原著逻辑,逐卷逐章逐节阐述要点。在此基础上,1977年至1982年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

  此后,他开始陆续发表沉潜20年的《资本论》研究心得,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审视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979年发表“论扩大再生产平衡条件的基本公式”到2015年以95岁高龄发表“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36年间共发表近百篇论文。其学术研究轨迹大致因循三条路径演化:首先是对《资本论》的深化研究。在正式出版三卷本的《〈资本论〉提要》基础上,深化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是《资本论》中计算问题、《资本论》再生产理论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创新探索。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并以黑格尔的圆圈法,创造性地探索了生产力和经济规律体系。第三是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一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经济运行问题,一是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关的现实问题,诸如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

  目前,已届期颐之年的张薰华,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过半个世纪,是国内公认的《资本论》研究权威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因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探索经济规律方面形成独到学术见解,提出‘土地批租’政策建议,对推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上海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杰出贡献奖。此外,因其教书育人和环境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等称号。

  领悟与解读

  《资本论》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薰华教授从三个方面深化《资本论》研究:

  一是对研究中发现的《资本论》计算错误问题的系统梳理。以“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对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试对《资本论》三卷中的某些计算问题做了校改”的《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理论界第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光辉著作中也有常人会犯的错误。两年后,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关于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对争论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答辩。后来形成专著《〈资本论〉中的数量分析》。

  二是对《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的系统梳理和发现。1981年,《〈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被认为“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

  三是对《资本论》的体系化梳理。在《〈资本论〉脉络》中,运用黑格尔圆圈法,形象展示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

  在沉潜20多年的《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张薰华从中央党校系统学习肇始,继而在教学过程中将三卷的庞大内容体系条分缕析,再加以提纲挈领,形成言简意赅的独特解读——《〈资本论〉提要》。在试图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时,他逐渐领悟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及其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并创造性地将“黑格尔圆圈法”应用于梳理《资本论》庞大体系的脉络,形成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独到解读和阐释。

  “广义政治经济学”

  独特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张薰华在“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谈道:“在经济系阅读《资本论》时,我注意到马克思的两条教导:一条是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但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他的方法;另一条是指出《资本论》最终的目的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使目的与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当他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他就自觉应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圆圈法,分析各种经济规律及其现实表现。

  在他看来,《资本论》论述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商品经济如果去其资本形式,留下的是关于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生产方式,目的是揭示对象的规律性(经济规律),方法则是唯物辩证法,即从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力)出发,到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并延伸到这形式的形式(上层建筑)。以圆圈的圆圈方法表示就是,内圈是生产力,中圈是生产关系,外圈是上层建筑。其逻辑关系是,内圈是内容,外圈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力的源泉(环境、资源、人口)问题突出,涉及整体圈层能否持续发展,在生产关系中又突出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与时俱进地将以上三个圈层细分为六个层次,即每圈内容又分为两个层次,由内而外依次是:源泉、生产力、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

  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形式),而且要研究生产力(内容)。为此,他深入地研究了生产力系统,形成了对社会生产力结构的独到见解,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独特范式。

  生产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这个系统由生产力的源泉、自身和结果共同组成。生产力的根本源泉是人力和自然力,然后是由之派生的科学技术力。自然环境为生产提供资料,人口资源为生产提供劳动力,科学技术力量则渗透在它们之中。只有科学技术的渗透,才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投入同量劳动能产出更多产品,于是反比例地表现为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减少。又因为产品可以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两大部分,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增加也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它通过积累又反过来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新的源泉。生产力就这样循环不已,呈现出螺旋形的上升运动。

  《生产力与经济规律》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建构起来的。该书以社会生产力规律为核心的圆圈,从内圈到外圈,有层次地描述了科学的经济规律体系。正是通过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建构的这个经济规律体系,他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改革开放参与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应用

  改革开放以来,张薰华凭借其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一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及其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另一路则探索其社会形式(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对于物质基础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范式;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在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对于社会形式的探讨,则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诸多领域独特的观点,包括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之一的土地批租论。

  1.“我国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土地批租论

  张薰华是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提出“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6年10月,上海市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第一次对土地进行有偿使用。1987年9月,深圳市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以协商议标形式出让有偿使用的第一块国有土地。1988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后面,加上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也拉开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帷幕。

  2.“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农牧渔副排序的生态意义

  张薰华在所著《生产力与经济规律》(1989)一书中指出:过去将农业内部构成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副业按重要次序排列为农、林、牧、副、渔,不够科学。农业应是生态农业才有发展前途,森林是生态系统的支柱,没有“林”,生态系统就会崩溃,就没有农、牧、渔的发展。因此,“林”应放在首位。至于工副业非农业正业,应在末位。所以,比较科学的次序应是林、农、牧、渔、副。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一次思想革命”,“林字当头,搞好农业”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抓住了《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本质”:“体制创新论”

  张薰华用“黑格尔圆圈法”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逻辑关系展开为圆圈的圆圈,其中生产关系的圆圈又展开为两个圈层,即商品所有制(市场经济)和要素所有制(私有或公有),这样,就从理论上论证了市场经济也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从而破解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难题。

  关于如何进行体制创新,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则表现为价格,表现为货币的运动。金融是融通货币资金的活动,它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龙头。所以,体制改革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

  4.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生产力源泉理论的视野

  张薰华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关注人口问题的。和一般的研究不同,他把人口发展规律作为经济规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视野来分析人口问题。他从生产力的技术构成制约,分析了我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然性。深入到生产力的源泉来研究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很快就涉及资源和环境问题。他首先注意到土地资源问题,提出“保护城乡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后来,又系统分析了生产力视野的环境问题。在近年发表的成果中,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已然上升为生态文明和人口资源环境的法律规范问题。

  学问与人生

  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理论勇气

  张薰华十分认同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也把“贱尺璧而重寸阴”作为座右铭,并以此教导学生和晚辈。

  也许正因为如此,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主动提出返回教学科研岗位,开始了他的学问人生之路。中央党校三年深造,让他和《资本论》结下了不解之缘,沉潜数十载,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终成一代大师。作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称号,实至名归。

  张薰华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他的研究的,又创造性地运用“黑格尔圆圈法”来解读《资本论》这个“艺术的整体”,还应用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同样地,在如何对待学术研究问题上,他也服膺于马克思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并加以遵循和践行。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张薰华并没有把《资本论》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能够用于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形象地解读了《资本论》这个“茫茫森林体系”,而且梳理出适用于现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体系;也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在剖析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时游刃有余,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自成其理,自成体系,终成富有创新性的一家之言。

  当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创新性的一家之言,是需要理论勇气的。1980年校改《资本论》的某些计算问题时如此,1984年提出借鉴香港土地批租政策如此,1987年否定沿袭已久的农林牧副渔排序时还是如此。不过,这也正反映了他所崇尚的马克思的科学精神。他曾指出:“科学按其本性来说只承认事实和规律,它不崇拜任何偶像,它使人们厌弃迷信和愚昧,勇于探索、开拓和创新。”“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态度,不做风派人物;应该具有理论的勇气,不做阿谀奉承之辈。”

  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应批判地吸收各家之长。“如果简单地全盘否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它全是庸俗的,或者无知地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它早已过时了,都是非科学态度。争鸣应实事求是地鸣其长避其短,荟萃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果。”他还认为,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科学地对待自己。“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要依据科学理直气壮地与别人争鸣,而且要勇于自我批评。认识有一个过程,往往是由错误到正确、由片面认识到全面认识的过程,这是正常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责任编辑 :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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