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对口支援地区就业服务工作站主任 徐建华
本报记者 陈抒怡 采访整理
2006年，我28岁，放弃稳定工作，创立了社会组织，为云南等上海对口支援、扶贫协作的地区提供就业服务。
接手这项工作很偶然。当时云南玉溪工业财贸学校的校长找到我，说他们有30名学生想来上海找工作，希望我能帮忙联系。经过调查了解，我发现用工市场存在供需矛盾，一方面上海中小企业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就业困难。
此前，我去过云南，看到当地贫困户的家庭条件相当艰苦，给这些学生们提供工作机会，也是想让他们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火 种”。于是，我找到上海市中小企业办，联系了一些劳务公司接收这批学生。
学生们来了，问题也接踵而至。有老师把火车票买错了，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出过远门；很多娃娃待不住，有的当天刚到就急着要回去，约九成人没到半年就回老家了。学校急，学生回家找不到工作；企业急，员工流失快，来不及找人补上。
问题出在哪里？连续组织了几批云南学生来沪就业后，我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初来乍到陌生城市，娃娃们要过“三三关”，也就是3天要过饮食关，3周要过亲情关，3个月要过工作关。只要三关熬过，保持稳定10个月，基本就适应了。
为了让娃娃们尽快适应，我们围绕他们的“衣食住行用”，请“企外辅导员”为他们上课，除了职业规划、政策法规等内容外，还有关于在上海生活方面的指导。同时，督促企业组织娃娃们出去看一看，逛一逛。之后，这些云南娃娃在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就业人数逐年上升，仅云南玉溪工业财贸学校，通过我们中心实现就业的人数就超过1万人。
在我看来，就业扶贫关键是解决一个“内心想要”的问题。只有渴望就业，才能最终实现稳定就业。2010年，云南持续干旱，致一批农民返贫，云南迪庆州扶贫办向我们中心求助，共有200多人想参加企业面试，我们很快组织20家企业赴滇。
然而我们到那里时，才发现真正来州里面试的不足15人，藏族小伙品布此里便是其中之一。品布此里初中没毕业，26个英文字母一个不识，但有一点，他渴望走出大山，他骑毛驴、乘拖拉机和摩托车再转大巴，用了至少8小时才从村子到了县城。
后来，品布此里受聘于上海一家做电缆的外资企业。初抵上海时，语言、生活习惯、饮食上也很不适应，中心给予他各种疏导与帮助。他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在那家企业一待就是4年。2014年，企业派他去无锡分公司，他不愿离开上海，也没找我们帮忙，而是自力更生在一家上海企业谋得工作。之后，他又自己买了助动车，跟当年一同出来的姑娘结婚生子，在沪扎下根来。
品布此里已经完全具备了自主就业能力。这几年，类似的青年人在我们的帮扶对象中，绝非特例。
我们统计过，在我们服务过的对象中，约四成人“走出来”后又打道回府。但是，只要深入跟踪研究，就会有惊喜发现，很多人在3个月后仍要出来，未必来上海，但会去家乡周边或其他城市继续找工作。外出打拼，开阔了眼界，几年之后，他们有望成为带领全家、甚至带领全村奔小康的“火种”。
要改变人的思想，就要改变以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些年，我们中心在云南等对口地区建起“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信息发布的终端深入到深藏于崇山峻岭中的县、乡、村，让经过核实、筛选的岗位信息直接进村，滚动播放，贯通了就业信息通道中的“最后一公里”。这样的终端，我们现已安装426台，其中约80%在乡、村一级。
刚从事就业扶贫工作时，我还是“小徐”，而今虽被唤作“老徐”，发际线也在不断往后退，但是在这条路上，干劲越来越足。为了表明自己服务云南、青海两个边远省份的心志，我给自己起了个别名“徐云青”，参与这项工作的就业辅导员就叫“小云青”。
（责任编辑 ：韩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