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杨浦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海杰保洁分公司 沈美兰
本报记者 陈玺撼 采访整理
我叫沈美兰，1973年生，27岁那年，我把孩子留在老家宿迁，扔下锄头，卖掉猪，凑了1000元，和丈夫跑来上海闯荡。
在上海20年，我只专心做一件事：扫马路。我知道，如今还有很多人看不上这份工作，但别人不知道，拿起扫帚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多踏实。
正是因为这份执着，我总能把马路打扫得干净整洁，还琢磨出了好几套操作法，在全市推广，成了扫地界的“女状元”。
我坚信，海纳百川的上海会善待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二十年紧握扫帚柄，我“升级”成了优秀农民工、劳动模范、人大代表，两年前，更是成为杨浦区第一个落户上海的环卫工人，成了上海人。
我想，如果能重来，我还是会拿起扫帚，还是会选择上海。
温暖坚定了斗志
刚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经老乡介绍，我去应聘清道工。看我是个女的，瘦瘦小小，单位只肯给我一个月的试用期。
我心里就憋了口气：既然个子、力气都比不过别人，那就比勤奋。每天我都早半个小时上岗，别人来上班时，我已经扫了半条街。下雨天，我趴在地上掏下水沟，等到天晴，我负责的街道没积水、没烂泥，而别人路沟里的泥都结住了。
那时候，行人扔垃圾的习惯不如现在好，一条路一上午就能扫出八九车垃圾，放到现在是三四个清道工的工作量，我从没叫过苦。看着瘦小的我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运垃圾，时常有路过的老人心疼地劝我：“小姑娘还是换份工作吧。”我却总是笑着摇摇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有始有终。
一个月后，我顺利转正，没甜蜜几天，一场大火把我在政立路上租的房子烧个精光。逃出来的时候，我手上只剩一口锅，里面烧的鸡杂还留有余温，而我的心却凉透了。那个晚上，接过好心邻居帮我从灰烬里捡来的身份证，想起冬天里连一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我和丈夫抱头痛哭。
这个时候，上海让我感到了温暖。单位领导和农民工兄弟姐妹凑了600多元，硬塞到我手里，还帮我找房子，送来了棉被和冬衣。我没什么大本事来回报大家，只有擦干眼泪，把路扫得更干净，让大家的生活出行更舒心。
也是这股温暖，给了我斗志，坚定了我留在清道班的决心。周边社区有认识我的叔叔阿姨，推荐我去应聘饭店服务员，还介绍我去高校做保洁，都被我婉拒了。一来，我舍不得这些道路和经常碰面的熟人，他们是我来到这座大城市后最早结识的朋友；二来，我很倔强，我总认为，没人能比我扫得更干净，我走了，这些马路怎么办？
2005年的一天，我被叫去单位开会，领导说我表现突出，想让我当清道班民工组长。听说要离开自己熟悉的路段，开始管理别的清道员，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身边人都劝我，说我的能力远不止于此。2006年，我决定走出“舒适圈”，试着拥抱更大的舞台。
扫马路也有春天
五角场环岛商业圈是我带领环岛保洁组啃的第一块“硬骨头”。从“巨蛋”延伸出去，有邯郸路、四平路、黄兴路、翔殷路、淞沪路五条主干道，商场、高校、酒店星罗棋布，如此大的清扫强度，还要按照我的标准来工作，有些人悄悄打了退堂鼓。
我没有巧办法来安慰大家，只能用“笨功夫”以身作则，别人一上午扫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再扫三遍；别人不相信下雨天扫地效果好，我就顶风冒雨做给大家看；路上有渣土、沙石、混凝土，别人等着作业车队来救场，我偏要撸起袖子先搬走，把道路冲洗干净。时间一长，就是“刺头”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最近几年，公众对城市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扫马路也越来越需要精细化的工作方法。我让大家把清扫过程中的难处都说出来，发现只靠一把扫帚、一只簸箕已经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通过不断摸索，我们班组提出了“七件套”和“环岛七步”保洁法。“七件套”是扫帚、拖把、喷壶、铲刀、板刷、抹布、火钳；“环岛七步”保洁法依次是扫、洗、擦、喷、铲、刷和巡。用“七件套”和“环岛七步”，效率大幅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放到精细化保洁上来，路面上的清洁死角基本消失，繁华街头向市民游客展示出了干净整洁的本色。
环岛保洁组在杨浦出名了，我的人生也迎来了转折。从2013年起，我有了上海市优秀农民工、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新的荣誉和身份。我还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带起了徒弟，培养更多的“沈美兰”。
尤其是2018年，我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与骄傲。
也是在2018年，我还有了一个重要的新身份：上海人。我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原来，扫马路也能有春天！
落户后，我和公司签订了新的合同，从劳务派遣工变成了公司的员工，工作更稳定了。这些美好，让我彻底打算扎根上海，我打算明年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就能一家团聚了。
（责任编辑 ：韩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