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森
说起2019年上海新诞生的文化地标，不能不提上音歌剧院。它不仅是一座凝聚了多方心血、来之不易的新建筑，更以几代上音人的梦想为底色，点亮了建筑所在的整个街区。
说起如今上海市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不能不提思南公馆。它所依托的思南路花园住宅区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群中的典型代表。很多市民热爱、钟情于这个街区的风范与格调，却未必知道，这个街区也曾黯淡、破败，直到1999年前后，开始孕育新的活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邵甬教授，是这两个街区焕发新生背后最主要的见证者、参与者之一。回眸上海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20年来路，邵甬感慨万千。
没有先例的探索
解放周一：十余年前，您第一次踏入如今思南公馆所在的街区，当时是怎样一个印象？
邵甬：印象很深刻，当时拍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着。
最开始的印象，就是感觉整个街区年久失修。房子破破的，环境看上去杂草丛生，花园很大，但疏于打理。整个街区里，房子、院子内外搭建情况非常严重，几乎看不出原来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
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这里“72家房客”的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为了确认一栋楼到底住了几户人家，我们经常通过数电表去确认。进入住宅，情况也比想象中杂乱。有些建筑的主要结构还在，但内部已经残破不堪。
解放周一：如今，经常会有人把城市更新比作给城市有一定历史年份的区域“动一场手术”。你们当时是怎样确立“手术方案”的？
邵甬：这个街区所在地属于如今已并入黄浦区的卢湾区。当时的卢湾区规划局委托我们做一个研究，起因是这块区域马上要开发了，已经有了开发计划。按照当时的开发计划，除了周公馆这几栋花园洋房不拆以外，其他没有保护身份的建筑可以拆。把它们拆掉以后，准备建一个高层住宅楼。
这其实是上世纪90年代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因为你不是保护建筑，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那么好的地段、那么好的交通区位，如果做成高层住宅楼，真金白银马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开发计划当时已经有了。对我们来讲，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去改变原有的计划。这个很难，于是，我们就开始做调查和研究。
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地块里的所有建筑，一个一个地做调查。我们到档案馆把历史建筑的原始资料都调出来，仔细了解每一个建筑最初的格局，然后再到现场去一一对应，先把所有建筑的初始特征搞清楚。
第二部分的工作是研究整个区域的功能。当时研究下来，我们发现这个街区真正有价值的不仅仅是周公馆这几栋房子。梳理整个区域建筑发展脉络，我们能够看到上海城市百年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不仅是这里的建筑，就连沿复兴中路、思南路的梧桐树，整个街区内部的大树、围墙、街巷，都是这个街区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还只是这个街区价值的物质性层面。
这个街区人文价值的部分，是我们在做每个建筑的调查时，一个个挖掘出来的。比如，沿着复兴中路有一栋房子，是柳亚子曾经著书的地方。思南路95号原来是梅兰芳在上海的住宅。还有很多翻译家、音乐家、文学家在这里生活过。当然还有周恩来、董必武等当时在周公馆居住过。这个街区所承载的人文信息如此丰富，是我们此前没想到的。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慢慢地，整个街区物质、非物质的价值与特色逐渐立体了起来。
这一切让我们愈发觉得，不能只是保护那么几栋房子，而是应该对这个街区进行整体性保护，并形成一个规划。如果按原计划把这里变成一个高层住宅区，会给更远的未来留下遗憾。
在这个规划里面，我们明确地提出：第一，这个街区应该从建筑的保护转向历史环境的保护。第二，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建筑保护下来、留存下来就好了，还要把它们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这里所说的价值，不仅有历史的价值、艺术的价值，还有由建筑、街区衍生出来的社会的价值、文化的价值，等等。明确这个大方向很重要。后面，我们基本上就是循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
思南公馆的幸运
解放周一：当时，这一系列工作背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邵甬：最难的是说服工作。因为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方向去推进的话，第一，不可能马上实现经济价值；第二，没有先例。上海单体建筑保护的案例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但是，对成片的街区进行整体性保护，实属首次。
当时的方向，我们很清楚，我们很坚持，但管理方和开发商还不太能够确定。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前期需要为修缮和房屋置换投入巨大资金，钱从哪里来，什么时候能够收回？按照原计划，思南路和复兴中路都要拓宽，而按照我们的建议，这路是没法拓宽了，否则复兴中路南面第一排房子就面临拆除。这下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最难的是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记得汇报了多少次、讨论了多少次，大家从一开始心里都没底，到后来，一起想办法，为整个方案寻找可行的切入点，得到市、区领导的支持，得到开发商的支持。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里，思南公馆是很幸运的，并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保护道路。如果当时大家都说不可能，都没有在方向明确后一起想办法，就没有思南公馆的今天。
解放周一：如今再回望，您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或者觉得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邵甬：我感觉，保护规划明确了以后，在空间、景观、建筑的设计等部分可以再多斟酌一下。
历史街区建筑的保护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老建筑的修缮，把老建筑的特征重新找回来。在这一块，当时我们还是很精益求精的。
另一部分就是新建筑如何融入既有的环境氛围。在当时的思南路历史街区里面，有一些乱搭乱建的情况，还有一些建筑年久失修，周边路段的施工加速了它们的破败。按照我们的规划，这部分房子基本上需要拆除，拆除了之后，就面临如何在“空余”出来的空间里新建一些建筑的问题。
为此，我们明确了新建建筑一定不要做成“仿古建筑”的原则，要求新建筑的高度、材料、颜色等要和历史环境相契合，还要在此之外营造一些公共空间。当时，建筑师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留给我们细化研究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在空间尺度的把握等方面应该更精细、更有耐心一点。
思南公馆是幸运的。街区风貌保护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业主方做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整个施工完成以后，在这个空间里策划、组织了大量公益性强且面向整个城市的公共文化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后续的发力，思南路历史街区很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或者只是成为一个供人消费的空间。这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高速发展期里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是风貌保护的前提
解放周一：十余年，您参与了上音歌剧院的新建。很多人以为上音歌剧院是一座全新的建筑，为何也会面临历史风貌保护任务？
邵甬：上音歌剧院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块地属于上海音乐学院。拥有一个可以为全校师生提供教学实践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场所，是几代上音人的梦想。但因为这个基地所在的区位太重要了，位于上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以下简称“衡复风貌区”）的核心区域，受到一系列风貌保护方面的硬约束。
上音方面曾面向全世界进行建筑方案招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满足校方需求，又能与周边环境风貌相契合的方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2014年，我在徐汇区规划与土地管理局挂职副局长一年，分管风貌区保护与管理工作。上音是其中一处很重要的工作点。在此机缘下，我了解了上音方面的难处，提出通过做研究来寻找项目的突破点。毕竟，对于这样一个规格的设计而言，请建筑大咖来做设计并不难，难的是做出真正符合要求的设计。如果设计者对所在基地的历史、文脉、风貌、环境以及建筑功能没有深入了解，是很难将设计引向正途的。所以，一切工作得以展开的前提，还是要做好前期的研究。
巧的是，当时，法国建筑师包赞巴克正好有事来沪访问。他是法国首位获得建筑界最高奖普利茨克奖的建筑师，擅长将一个大型建筑恰到好处地融入街区。更巧的是，他曾参与巴黎音乐城的设计，对音乐建筑有独到见解。在实地参观并了解相关情况以后，没想到，他一下子就很感兴趣，答应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上音歌剧院建设前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整个建筑的尺度问题与功能定位；建成后的歌剧院到底面向校内、面向校外，还是两者兼具；如何既体现建筑独特风格，又符合风貌保护要求，还能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要知道，上音方面对这个歌剧院的声学要求非常高。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上音歌剧院，是法国包赞巴克建筑事务所、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徐氏声学、英国剧院设计咨询公司等中外团队联合设计的成果。通过媒体的传播，很多市民已经了解了这座建筑的一些特点。比如，它是国内首个采用整体隔振技术建造的全浮结构歌剧院，设计师通过精准、巧妙的设计，解决了建筑紧邻轨交线导致的隔振、隔音问题。但同样值得大家留意的是，最终实现的这个建筑外部看上去非常低调，却又和周边环境、和风貌区整体融合在了一起。上音歌剧院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建筑，这是歌剧院功能要求使然。但如果从外面看，你并不会觉得它很大。这背后靠的就是建筑大师一系列精心、巧妙的处理，以及扎实的前期研究。
上海有了希望坚持的方向
解放周一：如果说，10年前的思南公馆改造工作尚处于探索期，今天再做上音歌剧院的规划建设，大家的共识是否更容易形成了？还是说，相关工作仍然会遇到新的难题？
邵甬：诚如你所说，思南公馆当时的保护工作真的是探索。在1999年，思南路花园住宅区作为上海市政府确定的“历史建筑与街区保护改造试点之一”，在理念、目标和方法层面，都具有非常特殊且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但此后的十余年间，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重新划定，每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区都编制了相应的保护规划。市、区层面先后出台了相应的风貌管理规定和办法。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领域的制度建设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系列制度建设，使位于衡复风貌区的上音歌剧院建设有了可循的章法。一旦遇到问题，大家一般不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探讨，更多地聚焦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
就像这次市、区规划局与包赞巴克团队交流、讨论，从一开始就同其明确，“我们会以‘巴黎的要求’来评价你的设计。”
解放周一：什么是“巴黎的要求”？
邵甬：巴黎对历史风貌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城市整体控制得非常好，对街区中新建筑与周边环境协调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这一次在上海，我们也希望能够在鼓励高品质当代建筑实践的同时，遵从严格的风貌保护要求。希望新建的建筑能与既有的周边环境协调一致、相得益彰。这是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也是上海应该鼓励、坚持的一个方向。
经过多轮次讨论，包赞巴克把更多的思考体现在了最终的设计成果中。如今，在上音歌剧院东面沿街角转弯处，设计师特别关注到了整个建筑与周边环境的自然过渡与衔接，并形成一个适度的开放空间。但是，沿淮海中路、歌剧院西侧靠近上音校园入口的部分，无论是建筑立面，还是其他设计细节，都处理得比较低调、优雅。大师的作品，宛如从历史的环境中“生长”出来。
解放周一：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机制，确保合作者之间积极、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邵甬：在此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机制就是专家特别论证制度。每个阶段成果出来后，我们都会组织方方面面的专家，一起来看目前的设计是否符合要求，并在讨论当中推动各种问题的解决。
解放周一：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是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城市更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上海会否面临新的挑战？还是说，我们只要沿着既定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
邵甬：我最近在上海又跑了几处街区。总体的感受是，现在我们真的面临新的挑战。
如今，城市更新这个话题非常的热门。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越是要警惕，城市更新成为一棵“圣诞树”，什么都可以往上面挂；我们要注意区分，哪些项目是真正的更新，哪些则属于城市再开发的范畴。我们还要当心，别让一些微更新项目变味成一场新的城市美化运动。所谓城市美化运动，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却未必能真正切入社区的实际问题。
